雖然上述統計數字證實了同志／酷兒在經濟上的危危欲墜，主流的同志運動卻還是避開貧窮、階級、和經濟正義的問題，覺得經濟危機不會影響到同志／酷兒，還說「經濟正義」就「不是同志議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製造了新的吸納和排斥：有些同志公民／消費者被吸納，酷兒和跨性別它者則被排斥。「捍衛自由聯盟」的Alan Sears就指出，在商品化的脈絡裡，酷兒要被看見，就只能透過積極使用特定的市場商品或服務；不被看見的酷兒要不是根本就被擋在門外（例如因為他們沒法支付最低消費），就是因為他們看起來不夠像「男同志」「女同志」，他們太老、太胖、太瘦，是跨性別、有色人種、殘障、有病、或者明顯的貧窮。
同志目前只有在市場裡才被看見，而那些非白人、非中產、不順從性別常規的酷兒和跨性別是沒法被當成好公民和好消費者的。
這就表示絕大部份同志／酷兒沒法進入現存的同志運動。Cathy Cohen曾經指出，同志運動強調的是融入結構，終止政府的歧視（例如同婚議題），而不是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轉變。對大部分酷兒和跨性別社群而言，主流同志運動組織的三大優先目標——同性婚姻權、服役權、領養權——其實排在很後面；對有色人種的同志而言，就業和經濟正義、健康照顧、暴力防範才是優先議題，遠超過白種中產階級的那三大議題。2014年的一份研究顯示，對年輕黑人或年輕拉丁裔同志而言，愛滋、暴力、平等就業權、和霸凌，都比同婚更為優先。跨性別人群的優先議題則是就業歧視、健康照顧、仇恨犯罪保護、改變身分證件。「福利鬥士研究群」的受訪者則特別關切居住權和遊民、暴力、與歧視，從來不會把同婚當作優先議題。
只要同志運動優先回應富裕的、傳統性別的、白種男同志女同志的需求和慾望，它就不是追求基礎寬廣的社會經濟革命運動。如果階級、種族和貧窮不被納入打造酷兒的政治工作，而運動只偏好同志富裕的神話，那麼就根本無法挑戰（甚至根本無法看到也無法命名）酷兒和跨性別今日所面對的危機。事實上，同志歷史學家Allan Bérubé就曾直言：「酷兒學術研究基本上忽略了經濟面，酷兒運動人士總是把同志社群呈現為最熱門的市場利基」，這種趨勢也無意間惡化了大部分酷兒和跨性別所面對的危危欲墜處境。
由於面對酷兒和跨性別的諸多議題都是有關經濟的，勞工運動看起來應該是尋求解決的理想場所。可是傳統的勞工組織形式很少處理工人因性別或性上的差異而形成的問題，就算偶爾提到，也都傾向於討論認同政治或者如何吸納差異主體，例如建立「同志驕傲勞動」組織，設法在既存的工會中納入同志／酷兒。其他比較非傳統的做法（例如組織零售業工人或被排擠的工人）也只會偶爾處理到酷兒和跨性別或性／別議題而已。
工會的組織工作對擴大保護同志／酷兒勞動者、挑戰他們一貫承受的歧視而言，非常重要。雖然同志運動的認同政治和工會的組織行動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們需要檢視的應該超越把工會帶到
同志的工作場所或者把男女同志和跨性別帶入工會的領導位置，而應該把經濟正義和酷兒性政治放在一起思考，這樣，運動才能為那些無法從同性婚姻得到經濟正義的人排出優先議題。我們需要組織的是那些在危危欲墜的世界經濟中連生存奮鬥都還沒被傳統工會組織看到的酷兒人群。
可以進行這種分析的一個潛在場域就是組織工人中心。今日新勞工組織工作的前鋒就是組織那些沒被組織起來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因為原先的設計或默認」而被美國勞動法排除在保護之外的數百萬勞工，包括農場工、家務或照顧工、計日臨時工、靠小費的餐廳工、國際客工、親資方／反工會州的工人、出租車司機、以工代賑的工人、和更生人勞工（他們因此沒有權利組織工會、不能享受最低工資、加班沒有限制、可能因性傾向或性別身分而被開除、沒有健康和工作安全上的保護）。這些「被排斥的工人」大部分是有色人種和新移民，其中包括了極大比例從事零售業、照顧業、服務業的酷兒和跨性別。
雖然有些工人中心展開了富有新意的計畫來處理階級和種族的連結、非法移民被剝削、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等等議題，卻很少有組織者會去凸顯或處理性、酷兒、性別不馴、或其他同志議題。組織者和勞動工人都需要學習看穿同志富裕的神話，把性別正義和性正義連到經濟正義上：這意味著把種族、性、性別等歧視之間的連結明顯化，像「紐約市餐廳機會中心」（ROC-NY）就把餐廳外場的性騷擾連接到內場廚房的種族歧視上，就像其中一位職員說的，就是教育工人「看見性別」。同時這也意味著焦點總是要放在勞工身上而不是只看富裕的同志消費者。2012年J. C. Penney百貨雇用脫口秀同志主持人Ellen DeGeneres代言並且使用同志拍攝宣傳廣告，那時「零售行動計畫」（RAP）就發佈聲明：RAP支持J. C. Penney使用同志代言人和同志伴侶做廣告，但是也希望Penney百貨對多元的承諾可以延伸到眾多同志員工，例如提供友善同志和友善跨性別的職場，避免在雇傭和升遷上的歧視。不過，最近Penney百貨的資遣動作和取消銷售員的佣金制度都不成比例的影響到許多本來在職場上就飽受就業、升遷、薪資歧視的同志員工。Penney百貨其實應該信守多元職場的承諾，回復佣金制度，而不是只想著吸引多元的顧客。
在這類事情上，我們需要小心，不要只是盛讚像舊金山Levi牛仔褲為它的國內員工提供伴侶福利的同志友善職場政策，卻忽略Levi在全球設置血汗工廠製造牛仔褲的事實。除非性別和性議題被視為左翼努力的內在議題，而我們同時關注性和經濟的不平等，否則酷兒危危欲墜的脆弱狀態永遠都不會被工運組織者和學者看到。
酷兒危危欲墜的情境在當下大部分同志和勞工運動中都是隱形的。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酷兒經濟正義的運動，這個運動不是把男同志女同志塞進既存的權利和保障裡，而是追問有關權力、性、和慾望的問題，拒絕因為被吸納就輕易的滿足，並且持續進行改造世界的困難工作。我們需要反省：在追求經濟正義時，我們所倚靠的預設——例如認為家庭是異性戀的、認為我們都有能力工作（這就是健全身體主義的核心概念）、認為我們都可以得到在家庭空間裡提供的「免費」私人照顧——是不是會讓酷兒生命隱形？目前正在崩解的社會安全網顯示，同志酷兒低薪勞動者就算兼好幾份工，也往往無力養活或照看家人，如果要處理這些生活現實，我們就需要一個超越認同政治的激進政治願景，以便分析酷兒如何與工作和經濟相連。我們也應該同時堅持兩點：第一，經濟問題是慾望、性、親密關係的核心，第二，酷兒勞動觀點從一開始就應該看到性別和性如何構成了經濟正義的核心成份。
原文：Hollibaugh, A., & Weiss, M. (2015). Queer Precarity and the Myth of Gay Affluence. New Labor Forum, 24(3), 18–27. 譯者: 何春蕤